“我担着,立刻执行。” 我挂掉电话,看都没看还在发愣的温蘅。 “我得去医院,有急救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走进卧室换衣服。 动作快得像一阵风。 脱下家居服,穿上衬衫、长裤。 那个温柔的丈夫消失了。 取而代之的是裴衍之医生。 等我拿上车钥匙准备出门时,温蘅还愣在餐桌旁。 她看着我,眼神很复杂。 有担忧,有陌生,还有一丝……我看不懂的东西。 “你……早点回来。”她说。 我愣了一下。 然后点点头,“好。” 关上门的那一刻,我靠在门上,心里骂了一句脏话。 操。 我他妈才刚把她追到手。 现在又要走了。 03 手术室里的灯,白得晃眼。 八个小时。 我几乎没动过。 当我从显微镜前抬起头,说出“关颅”两个字时,感觉整个后背的骨头都僵住了。 手术很成功。 又一个生命从我手里被捞了回来。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 脱下手术服,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 我靠在手术室外的走廊墙壁上,捏着眉心。 那张早上精心调整过的脸,此刻已经完全垮掉。 疲惫像潮水,一波一波地冲刷着我。 一杯热咖啡递到我面前。 我没抬头,也知道是谁。 “谢了,一清。” 林一清,我的师妹,也是温蘅的主治医生。 她是这个世界上,唯一一个知道我所有秘密的人。 她没说话,就靠在我旁边的墙上,陪我站着。 医院的走廊,消毒水味重得呛人。 “今早……还好吗?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。 “嗯。” 我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。 这个“嗯”字,我练了三年。 它包含了“她今天又把我当成了变态”“我演得很好没有露馅”“她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”等等一系列复杂的信息。 林一清听懂了。 她叹了口气。 “师兄,你没必要把自己逼成这样。”她说,“医院有最好的护工。” “护工能告诉她,她是温蘅,我是她丈夫吗?”我反问。 我的语气不太好,带着手术后的烦躁。 林一清不说话了。 她知道答案。 护工只会把温蘅当成一个病人。 一个需要喂饭、洗漱、提醒吃药的,没有记忆的躯壳。 只有我。 只有我能让她在每天醒来的那半个小时里,觉得自己还是个“人”。 一个被爱着的,有身份的,正常的女人。 这是我欠她的。 气氛有点僵。 我喝了口咖啡,苦得发涩。 “德国那边,”林一清换了个话题,“有个新的神经再生疗法临床试验,据说对顺行性遗忘症有突破。资料我发你邮箱了。” 我没什么反应。 这种“突破”,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 全世界最好的脑外科专家都在我手机通讯录里。 要有办法,三年前就有了。 “但是……”她顿了顿,语气有些犹豫,“风险很高,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。” 希望? 这玩意儿在我的世界里,比癌细胞还稀有。 我把空了的纸杯捏扁,扔进垃圾桶。 “知道了。” 我说。 然后转身就走。 我不想谈这个。 我怕我仅剩的那点力气,会因为这百分之五的虚假希望,而彻底崩盘。 林一清看着我的背影,没再追上来。 她知道我的脾气。 她只是不知道,我每天过的日子,就是一场最高风险的临床试验。 没有成功率。 只有日复一日的,徒劳的重复。 04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。 我把自己陷在椅子里,不想动。 桌上的那张合影,在电脑屏幕的微光下,安静地立着。 照片里,温蘅靠在我肩上,笑得像个傻子。 那是我们去领证那天,在民政局门口拍的。 那时候的她,看我的眼神,是亮的,烫的。 像要把我整个人都融化掉。 哪像现在。 礼貌,疏离,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。 我感觉心脏像被一只手给攥住,很紧,喘不过气。 这三年,我救了很多人。 断头的,半身不遂的,长了瘤的。 我把他们从死亡线上一次次拖回来。 所有人都说,我是神。 狗屁。 我连自己老婆的记忆都留不住。 我拿起手机,鬼使神差地,打开通讯录,找到她的名字。 “老婆”。 我盯着那两个字,手指悬在拨号键上,迟迟没有按下去。 我在干什么? 我他妈在干什么? 打过去说什么? “喂,我是你那个每天早上都要自我介绍的傻逼老公”? 她会吓得直接报警。 我自嘲地笑了笑,把手机重重地扣在桌上。 孤独。 一种绝对的,深入骨髓的孤独。 我身边有同事,有朋友,有病人。 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和我说话。 我不能告诉他们,我每天都在演戏。 演一个深情不悔的丈夫。 演一个相信奇迹的傻子。 我怕我说出来,这个我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,给温蘅住的童话世界,会瞬间崩塌。 连带着我一起,摔得粉身碎骨。 就在这时,手机屏幕突然亮了。 不是电话,也不是信息。 是我自己设置的定时提醒。 晚上九点半。 屏幕上只有一行字。 “该回家了,她要睡了。” 这个提醒,像个冰冷的镣铐,每天准时锁住我。 它提醒我,我的职责还没尽完。 我必须赶在她睡着前回到家。 看着她合上日记本,对我说“晚安”。 然后我才能结束这漫长的一天。 我拿起外套,站起身。 身体像灌了铅。 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,走廊空无一人。 我知道,我又要从裴衍之医生,变回“温蘅的丈夫”了。 戏还没演完。 我得回去,完成今天的幕。